14點30分，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（市區分部）7號樓209診室內，不時可見病人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，只露出一雙眼睛。這里是艾滋病門診。

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。我們和從事艾滋病治療已有15年的感染與免疫科主任醫師劉莉聊了聊。這一年，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起起伏伏的新冠疫情中焦慮地生活著。輾轉在新冠和艾滋病兩個戰場之間的劉莉，都經歷了些什么？

從呼吸科轉到感染科，病人需要救命的醫生

剛開始學醫，我沒想到自己會選感染科專業，更想不到未來有一天會和艾滋病人打交道。直到讀博士時，我還是一名呼吸專業的醫學生。

后來，醫院有一次公派學習機會，留學歸國后主要治療艾滋病患者。當時，報名的人很少，我有過猶豫，從呼吸科跨界到感染科，我擔心自己做不好。

夜里，我輾轉反側，想了快一夜，最后說服自己，也許剛開始的路比較坎坷，通過努力還是能做好的。

剛開始接觸艾滋病患者，我也有些擔心和害怕。不過，這種擔憂很快就消除了。因為在掌握了更多專業知識后我發現，社會對于這種疾病的恐懼遠遠大于疾病本身；另一方面，我覺得，不管是什么疾病，每一個病人都需要有看病救命的醫生。在醫生面前，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。

2005年，我轉型成了一名艾滋病醫生。

在診室里，我見過形形色色的病人，來這里的人往往是兩個極端。有的人玩世不恭，仿佛只是來看感冒發燒這類小病；有的則惶恐不安，夏天都要包裹得嚴嚴實實，深怕別人認出自己。

有些病人很抗拒治療，你說什么他都不聽。有人已經確診了，但就是不愿吃藥，打算放棄治療。每次遇到這樣的病人，我真的很著急，甚至忍不住發脾氣，可病人還是調頭就跑。

這兩年，我感受到醫生和患者間的關系有了點變化。

“醫生，這病我不懂，你讓我怎樣我就怎樣！”隨著艾滋病科普宣傳的擴大，病人雖然不懂這個病的狀況，卻愿意無條件信任醫生。能夠被他們這樣依賴，我覺得就是做醫生工作最大的幸福。

疫情最危險的時候，我聽到了熟悉的鄉音

2020年，我壓根沒想到，因為疫情，我又換了“戰場”。

已經有兩個春節沒回老家武漢過年了。出票成功后，我馬上就給家里打了電話。電話那頭，兩位老人開心地像孩子。

可是不久，武漢傳來消息，出現了不明原因肺炎。我心中隱隱不安，同時很焦急。我的家人大部分留在武漢，父母家離疫情暴發的華南海鮮市場僅有3公里。那一周，我度過了從醫以來最忐忑、無助的幾天。

“這段時間希望大家堅守在崗位上。”當醫院領導這樣告訴大家時，我立刻明白，要打“硬仗”了。可我實在放不下老家的爸媽，就和醫院提出想去援鄂醫療隊。只是當時的情勢下，上海也很需要醫務人員。所以我不能走！

2月11日，我收到通知，第二天進隔離病房。在“里頭”，每天都忙著看病歷、寫病歷，協助專家組會診，搶救危重癥病人……忙！累！忙起來，我會短暫地放下對家里的各種擔憂。可是只要一休息，整個人又會馬上被武漢的消息填滿。

“醫森（醫生），我老特兒（爸爸）克（去）哪里了？”有一天，我竟然在病區聽到了熟悉的武漢話。是老鄉！

小徐一家九口剛從國外旅游回來，結果八個人“中招”。

“老爺子病情稍重點，有醫生在，你放寬心。”之后每天查房時，我都會跟小徐聊聊他家人的治療狀況，聊起武漢這幾年的情況……漸漸地，小徐的焦慮情緒緩解了下來。

沒過多久，小徐一家順利出院。不久前小徐告訴我，他正常工作了，父母恢復得不錯。

兩次進隔離病房，他們還在門診等我

2月12日，我第一次進入隔離病房，在里面工作了兩周。3月底，我又一次進入隔離病房工作，這回長達一個月。

“劉醫生，你什么時候回門診？”

“劉姐，在隔離病房里一定要保重身體。”

看著微信群里近百條未讀信息，我心里百味雜陳，不知該哭還是笑。

我的手機里有一個病友群，里面都是我看診過的艾滋病患者。相較于“病人”這個稱呼，我更喜歡稱他們為“病友”，因為我是從心底里把他們當成朋友。

病友們知道我支援隔離病房的事后，不少人發來消息，叮囑我一定要照顧好自己。

5月，我回到門診的第一天，心里說：終于回到“家”了。而我的“朋友們”也迫不及待地趕到門診來看我。“劉醫生，你可回來了！”聽到這句話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

無論在什么樣的年齡，都可以再成長

還有一個月，2020年就要過去了。如果讓我自己來總結這一年，我想用“成長”兩字來概括。

這一年于我而言，就是再一次的成長。一個人無論在什么樣的年齡，都可以再成長。

這一年，我輾轉在隔離病房和普通門診間。最近上海又出現了散發的本土病例，我也做好了第三次進隔離病房的思想準備。

這一年，對大家來說是很糟糕的一年，但是一切都在好起來。

作為一名醫生，不管是在隔離病房還是門診，只要病人有需要，我就能挺身而出。這是我的價值。

我真的很愛這份工作，我希望能為之成長一生，奮斗終身。

來源：

http://epaper.routeryun.com/Article/index/aid/4104493.html